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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甲骨的书。石头的书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

  简牍的书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缣帛的书,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少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古代写本书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

  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大都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的过程,并聚合无数人的心力,时刻成长、壮大,图书也不例外。以我们中国为例,它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其间人们所投入的智慧与劳力,更无与伦比。

  图书在迭次的创造改进,才有今天的面貌。大体来说,史历上,除了某些为特殊目的所制作的图书之外,书籍的发展,略有脉络可寻。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做为媒介。

  然而无论生产图书方法如何改变,其基本原理,却都脱离不了旧日的方式。当日制版、印刷、造纸等制作图书要件,可以说无一不是从国人旧有的发明中蜕变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缅怀人类文明的进步及图书发展的历史时,总难抑制住一股无名的兴奋与荣耀的心情。当然,如何自励自省,绍续先人光辉遗绪,或将更具有意义。

  1、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做为媒介。其后,从经验的累积,进而确定一些固定的音节,来代表某种特定的意义,于是人类跨出了有声无言的时代,迈入到有言无文的社会。

  有了语言,人类往往借助于记忆力,把听到的话,牢牢记住,再对别人复述出来;或将心中的理想,个人的经验,借语言加以传播。这种目的及办法,与日后图书的功能相近,因此,可以称之为口传的活书。

  2、人类的记忆到底有限,有时更会走样,口传的活书,必然有许多缺陷。于是,聪明的人类起而发明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结绳。以结绳的大小、松紧、多寡及涂上不同颜色等方式,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绳书。

  绳书能传到远方,也能长期保存,比起语言,自有某些长处。然而终因其式样变化有限,无法满足快速进步中人类社会的需要。于是,人类再着手改进,乃从模仿天性里,描绘外界形像加以简化,使之蜕变成为简单的图像,再用它来做为意象的符号。

  3、这种图画,已有文字的雏形,一般人称之为文字画。之后,经过再改良演进,渐渐成为定型的象形文字。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于成就了无数的字体,供人们应用。文字的出现,既为人类文明开拓了崭新境界,也为书奠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

  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

  4、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活字版有了文字,首先需要寻找写刻的材料。最早书写材料都取自于自然界,如:石块、树皮、树叶、兽皮、兽骨及动物的甲壳等等,都是其例。

  但这些材料,各有缺陷,无法充分发挥文字的纪录功能。春秋战国时代,知识日渐普及,着书立说,大行其道,为应需要,简书和帛书乃相继产生。

  5、「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狭长的条片,书写时,由上而下,一片一片接续下来,然後再依顺序由右而左的排列,并以绳索加以编连,这样一部著作,便能连贯而完整。帛书是丝织品写成的图书,由于帛性柔软又轻便,携带及阅读均感便利。

  只是简书笨重,帛书昂贵,都不利于知识的普及及图书的长期发展,因而人们又发明纸张来取代它们。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的书。

  甲骨文的内容,即卜辞涉及很广,有天象,如日蚀、月蚀、晴、雨、风、雪等;有定期的预测,如卜旬、卜夕等;有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件,如旅行外出、渔猎和战争,有生、死、病、梦等人事的休咎及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前中央研究所在发掘中曾获一大龟甲,上边刻有:“丁酉雨,至于甲寅,旬又八日,九月。”这说明九月自丁酉至甲寅,连续下雨18天。又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上记载:

  戊午卜,?贞:我狩?,擒?之日狩,允擒虎一、鹿四十、狐百六十四、麑五十九。”

  这条卜辞的意思是:第二天戊午,能否焚树林擒获野兽。戊午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在?这地方去打猎,能否擒获野兽?于是这一天就去打猎,结果擒获1头虎、40头鹿、164头狐、59头小鹿。”这是一篇有关田猎活动的文献。

  青铜器上常有平雕的各种不同的花纹、浮雕、半浮雕的各种装饰,它具备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工艺美术特征。

  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大多采用动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动物,其中有许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如:鱼、蛙、龟、蚕、羊、牛、象、鸟等。

  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具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早期。这种动物饰纹的重要特点是:眼睛巨大,凝视,大嘴咧开,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爪子。这种形象以表现动物的头部特征为主。这类饰纹旧称饕餮纹。据古代神话传说,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不才子”。它非常贪吃人类,吃到把人塞在口中,但无法咽下去,终于害了自己,变成了有头无躯的怪物。古代儒生说,周朝鼎中有这种饰纹,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宋代学者把这种表现动物头部的纹物称之为饕餮纹,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枝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划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谓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

  从《旧唐书·职官志》《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

  拓印技术源远流长,千余年来一直是一种文献复制技术。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书法爱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

  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有别,如军事的文书叫“檄”;用于告示者称之“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的地方涂上粘土,盖上阴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字,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尺牍”。笺是古代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的,它系在相应的简以备参考之用。现在人们所说的笺注就是起源于此。从策、简、籍、簿、笺、札、检、椠等从竹、木字形上,都反映出简牍的制成材料。

  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削。简牍上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先秦简牍,多用古文、篆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书。

  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至于简牍“卷”的称谓,还存在分歧。劳干认为,居延广地南部“候兵物册”共77简,以麻绳编之,如竹帘状,可以舒卷,故“简编则为册,卷则为卷”。陈盘指出: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陈以为此处既曰篇,又曰卷,据此可证明一篇或数篇可为一卷。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缣帛图书的书写十分考究,《太平清领书》是白绢上写字,用红色画直格,以青绢包头(古时“包头”就是现在书画卷的“护首”),用红笔写标题目录。后来纸本书中的“朱丝栏”“乌丝栏”,就是借用了在缣帛上织成的红黑界栏。

  帛书可外加装封,以作保护。1931年,朝鲜乐浪汉墓中曾发现公元二三世纪时的漆盒二件,此黑漆套为半圆状,纹以五彩,二侧端皆有小孔,应当是装置卷轴之箧。

  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华,在敦煌发现两封公元1世纪的缣帛信件,保存良好。两封信发自一人,可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的信,信内抱怨通信困难,信上没有注明日期。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各种颜色的丝织品,其中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而最珍贵的是覆盖在棺上的一件彩色帛画。该画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色彩绚烂,画面大致分上、中、下三部分,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的景物,其内容及技术,较战国帛画更为复杂多姿,但无文字。由于缣帛作书写材料,价格昂贵,所以缣帛用于书写并不普遍,除此之外,帛书中还有地图、祭文等。

  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究其原因,或是产量不够,或是人们思想观念尚未转变。《北堂书钞》记载了东汉人崔瑗用不起缣帛,以纸抄书送给朋友,特附言致歉:“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一段话反映了人们当时轻纸重帛的观念。

  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造纸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纸书的数量与纸张的优越性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两晋南北朝时,纸张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帛书。

  古代写本书用纸,多经过了染色处理,这主要是为防止虫蛀和腐朽。古代染纸用一种名叫黄檗的植物汁浸染纸张,黄檗汁色黄,有防虫蛀之特效,敦煌石室的唐代经卷,保存了1000多年以后,尽管有破损,但纸张完好,无虫蛀现象。

  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内容较多的书,一张纸容纳不下,再用第二张纸继续抄写,纸的一面写满后,反过来在背面书写,一张一张的纸可按顺序连接,既可先写后接,也可先接后写,写完书的长纸,从左向右卷成一纸卷。

  为保护书的内容不受污损,在第一张纸前加粘一张空白纸,考究者可用绢绫等丝织品,称作褾(也作“裱”)、包头或玉池。加褾之后,再系上带,将卷子捆扎起来。为了便于书卷的保存,每5卷或10卷用帙布包裹起来,或装入书囊。帙也称书衣,常用布、帛制成。卷轴的存放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把轴的一端向外,取阅时抽出,归还时插入。为区别书的内容与取阅的方便,在轴的一端系上书签,标明书名与卷次。

  我国古代的图书,从简策、卷轴到册叶制度形成了固定的版式,它起源于雕版印刷术,但活字印本书与写本书,也大多与此相同。

  册叶制度是随着雕版印刷的出现而产生的,其特点是从一长卷到一单叶。雕版印刷是单面印刷,亦称“椠”。

  刻书用的木板,一般宽约一尺半,高约7至8寸,上边的空白叫天头,下边的空白叫地脚。一块版所占的面积叫“版面”或“匡郭”,版面四周的黑线叫“版框”,也叫“边栏”或“栏线”,简称“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四周双边”,或叫“双边栏”,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外粗内细),故又称“文武边栏”。还有一种仅左右印双线的叫“左右边线”或“左右双夹线”,此外还有一种总称为“花边”的,有“?畚字栏”,由?畚字花纹图案组成;有“竹节栏”,四周是竹节花纹组成的图案线;有“博古栏”的,四周用多种古乐器的花纹图案组成。版框上下距离称为“高”,左右距离称为“宽”或“广”,用以表示版框尺寸大小。一块木版刻一页书,一页书又分两面,中间部分叫“版心”,以版心为中进行折叠,版心上一般刻有书名、卷数,有时也把刻工姓名刻在上面,为了折叠方便,还用了图案,叫“象鼻”和“鱼尾”。鱼尾有的只在上面有,有的上下都有,这种版式在我国流行了上千年。

  在版框两边边栏外的上角,有时有一小方格,称为“书耳”或“耳子”,或称“耳格”,简称为“耳”。书耳上多记书的篇名(小题),相当于现代铅印书直排本的“中缝”,横排本的“书眉”。其在左的称为“左耳题”,在右的称为“右耳题”。这是为方便阅读翻检而设的,多见于宋元版书中。

  版上的字,是经人手写而后摹刻的,所以各具风格。宋时刻书的字体,早年多仿欧阳询体,后逐渐流行颜真卿体和柳公权体。元代赵孟?书法盛行,刻书又多仿赵体,这些多属于楷书范围。在宋版书中有一种整齐方正的字形,可能是出自当时书工之手,后人称之为“宋匠体”,到明代更发展成为一种横轻竖重的字体,称为“明匠体”,又称“宋体”,实际是仿宋体的变形。

  古代图书与现代图书不同处是书衣只起保护图书的作用,而不写书名、著者等,因而许多书在书衣左上方另贴上“书签”,以标识书名及作者,并且这些书签不是图书出版单位所贴,而是读者得书以后自己贴上去的。清代后期,有印刻的书签问世,甚至仿书签样式,直接印在书衣上。

  古代图书装订的一边,锥眼钉线的地方叫书脑,装订的侧面叫书脊或书背,打开的一面叫书口。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书,人们总给予最高的肯定与特别的关怀。手工精制的纸特别适合中国书画之用,分生宣和熟宣两种。 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大都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的过程,并聚合无数人的心力,时刻成长、壮大,图书也不例外。以我们中国为例,它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其间人们所投入的智慧与劳力,更无与伦比。图书在迭次的创造改进,才有今天的面貌。大体来说,历史上,除了某些为特殊目的所制作的图书之外,书籍的发展,略有脉络可寻。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做为媒介。其后,从经验的累积,进而确定一些固定的音节,来代表某种特定的意义,于是人类跨出了有声无言的时代,迈入到有言无文的社会。 有了语言,人类往往借助于记忆力,把听到的话,牢牢记住,再对别人复述出来;或将心中的理想,个人的经验,借语言加以传播。这种目的及办法,与日后图书的功能相近,因此,可以称之为口传的活书。人类的记忆到底有限,有时更会走样,口传的活书,必然有许多缺陷。于是,聪明的人类起而发明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结绳。以结绳的大小、松紧、多寡及涂上不同颜色等方式,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绳书。 绳书能传到远方,也能长期保存,比起语言,自有某些长处。然而终因其式样变化有限,无法满足快速进步中人类社会的需要。于是,人类再着手改进,乃从模仿天性里,描绘外界形像加以简化,使之蜕变成为简单的图像,再用它来做为意象的符号。这种图画,已有文字的雏形,一般人称之为文字画。之后,经过再改良演进,渐渐成为定型的象形文字。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于成就了无数的字体,供人们应用。文字的出现,既为人类文明开拓了崭新境界,也为书奠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有了文字,首先需要寻找写刻的材料。最早书写材料都取自于自然界,如:石块、树皮、树叶、兽皮、兽骨及动物的甲壳等等,都是其例。但这些材料,各有缺陷,无法充分发挥文字的纪录功能。春秋战国时代,知识日渐普及,着书立说,大行其道,为应需要,简书和帛书乃相继产生。「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狭长的条片,书写时,由上而下,一片一片接续下来,然後再依顺序由右而左的排列,并以绳索加以编连,这样一部著作,便能连贯而完整。帛书是丝织品写成的图书,由于帛性柔软又轻便,携带及阅读均感便利。只是简书笨重,帛书昂贵,都不利于知识的普及及图书的长期发展,因而人们又发明纸张来取代它们。 纸的出现,约在西汉时期,史书正式的纪录是公元一○五年。由于纸张具有轻柔及低廉的长处,因而,很快的成为生产图书最主要的材料。纸出现以后,虽然解决了图书生产方面的许多问题,但是生产图书,犹停留在逐字逐本的抄写,既费时又费力,还是欠缺方便。人们遂从长期使用印章和捶拓碑碣文字的经验中,启发了雕版与印刷技术的结合使用,便捷快速的生产图书方法,终于发明。以古法示范造纸过程。 雕版印刷术约在初、盛唐时代出现,由于它是手工业时代生产图书的好方法,因此很快被推广利用,成为五代、两宋以後生产图书的主力。为了使印刷技术更便捷与美观,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一○四一~一○四八)又有人发明活字排版印刷。而元朝末年,更进步到彩色套印的印刷领域。从此之后,印刷技术不但成熟周全,印刷成品更是鲜丽动人。 图书除了文字、纸张、印刷之外,如何装潢?也是要件之一。自竹木简策之後,中国图书的装潢技巧,即不断的改良提升,其演进的方向,大都朝向简便实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历代以来,图书装潢型制约有:卷轴、册叶、经摺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演进过程。近代的图书,虽然采机械操作装订成平装、精装等形式,但有些影印出版的古书,还常用线条来增加古意,颇能引发思古之幽情。在中国早期即有了护书用的铜制护套。 然而无论生产图书方法如何改变,其基本原理,却都脱离不了旧日的方式。今日制版、印刷、造纸等制作图书要件,可以说无一不是从国人旧有的发明中蜕变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缅怀人类文明的进步及图书发展的历史时,总难抑制住一股无名的兴奋与荣耀的心情。当然,如何自励自省,绍续先人光辉遗绪,或将更具有意义。

  对口袋书没有完全准确的界定,大抵是指开本小于小32开,印张大致不超过10个印张的书。口袋书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这套丛书3年间销售2500多万册,获得巨大成功。口袋书从此流行于世并引发了一场“纸皮书革命”,对欧美国家的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与美国发明柯达克罗姆彩色胶片一起列入20世纪的人类发明、人类冒险和不寻常的事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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